洪武大案 洪武纪事 朱元璋惩贪

明朝洪武初年，皇帝朱元璋推行新政，肃清吏治，提出“杀尽贪官”的口号，决心建立清正廉洁的王朝。不想，其家乡濠州发生了以高峰、黄纲等农民为首的暴乱。御审中，黄纲招认造反的原因是“千户”黎洪强、张道光克扣修城劳工的粮饷，以致修城的一千多劳工饿死病死数十人。工部左侍郎韩铎否认黄纲所说情况，向朱元璋进言，对高峰和黄纲等人严厉镇压。刑部尚书唐铎禀报，根据工部营膳所所丞郑士元揭发，韩铎上任后，伙同工部郎中丁嗣忠、翁经正、员外郎胡顺华、姚能玉等官员，不仅卖放工匠，还克扣工匠伙食，盗卖芦柴木炭等物资，私分非法所得款项。至于高峰和黄纲等农民造反引发的“濠州之乱”，也与韩铎对部下过分纵容有关。朱元璋查办涉案的丁嗣忠、翁经正、胡顺华、姚能玉等四人。韩铎事情败露被杀，工部营膳所所丞郑士元揭发韩铎、丁嗣忠、翁经正等人贪污有功，获得朱元璋特别召见。郑士元以为告发韩铎等人贪赃枉法一事被驳回，身穿打了补丁的旧黑袍上殿请罪。朱元璋见其清廉奉公，不但没有降罪，反而赏赐两千贯钱给他贴补家用，并升其为监察御史。

郑士元虽然得到赏赐，却将钱财封存，以示清廉。朱元璋到其家中探望时看到郑士元果然克勤克俭，对其更加信任。风闻秦淮河上经常出现商人贿赂官员的“花船”，朱元璋遂带郑士元微服私访。在临河的一家酒肆，两人遇到教书先生韩宜可。韩宜可指认一条停在码头上的大船，告诉朱元璋，该船就很可能是条“花船”。朱元璋为查明实情，带郑士元和一名护卫军官乘小船追上大船，对船家谎称商人，登上该船。岸上的韩宜可看着朱元璋等人上了船，不知是吉是凶。朱元璋等人登上大船，进入大舱，舱内四周坐满官员，茶几上摆满吃食酒水，官员们各拥美妓。荆州知府林万泉见有陌生人上船，责令通判李元生上前询问。朱元璋自称是在京任职的官员，骗过李元生，进入大船内的单舱查看。暗访中，朱元璋在一间单舱内撞见徽州知府康清寿和大同知府周大为狎妓。待朱元璋离开后，周大为忽然想起刚才见到的人好像是皇帝朱元璋，遂拉着康清寿找到“花船”的庄家林万泉通报情况。林万泉，伙同康清寿和通州知府吴至清等人欲意弑君自保。随从军官觉察到船上气氛不对，劝朱元璋马上离开“花船”，朱元璋却执意不肯。林万泉、康清寿等人集合了随身带领的贴身士兵正要行动，朱元璋等人出现在大舱门口。朱元璋的突然出现震慑住了船上了士兵和官员，以康清寿为首的众人纷纷跪倒在船头。此时，岸上已经集了无数士兵。

鉴于“花船”一案是根据郑士元通报的民间“风闻”查获，朱元璋决定恢复风闻言事制度，在午门外设立“登闻鼓”，民间有冤情者，可直接敲登闻鼓向皇上申诉。刑部尚书唐铎和郑士元、韩宜可等人均表示赞同。朱元璋余兴未减，还想听听其他“风闻”，郑士元禀报定远知县朱桓在任上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的传闻。由于朱桓是朱元璋的侄子，文武官员听郑士元说完无不惊愕。韩宜可表示也曾听说朱桓借皇亲国戚之威望在民间为非作歹的传闻。朱元璋遂派郑士元和韩宜可在赴潞州途中顺便查访定远县的传闻，表示如果传闻属实，要对朱桓严惩不贷。刚到定远县城门口，郑士元和韩宜可见到朱桓送父亲朱六九出城。他们从百姓口中得知，朱六九进京去见皇上朱元璋。在定远县，郑韩两人调查民情，获知当地税收问题严重。按朝廷规定，税收为三十税一，而定远县则按三十税三征收，另外还对茶叶、盐、油、布匹等加征税收。

听到后房传出小琴的哭声，郑士元寻问秦老板事情缘故。秦老板照实说出了朱桓的恶行。郑士元嘱咐秦老板将事实笔录下来，让小琴按了手印，留着备用。朱六九仰仗对朱元璋有赠地埋葬的恩情，见到朱元璋以堂兄自居。在皇宫，朱元璋陪朱六九看戏聊天，待为上宾，夜间还同睡一张龙床。聊天中，朱元璋嘱咐朱六九要告诫朱桓安分守己，不要再做犯法的事。朱六九满口应承，希望朱元璋提拔朱桓。朱六九为儿子在朱元璋面前说尽了好话，却不想朱桓在定远县的行径愈发令人发指。就在强暴完小琴后，朱桓又在街上窥见县衙副巡检张议妻子张妾的美貌……朱桓也听说朝庭派出御史到地方巡查各级官员的政绩，不过仗着“皇侄”身份这道“护身符”，他依然为所欲为。因见张妾貌美，朱桓回到县衙便提升张议为主簿。张议不知其真正用意，热情邀请朱桓到家中喝酒答谢。哪知朱桓在张家见到张妾后露出本性，先是让其陪酒，而后硬行将其带回府去。张议迫于朱桓权势，只得眼睁睁看着妻子被带走。

张妾被送回家后，一直不见张议。她置办了一桌酒席请来几位有声望的邻居，向大家解释了自己是如何被朱桓带回府去，又遭到其如何强迫。说完这些，张妾从身上抽出一把尖刀，刺入胸口。朱元璋急着查办朱桓强抢张妾一事，在随从的陪护下赶往张家。朱元璋等人赶到张家时，张妾已经自杀身亡。朱元璋又率人赶到县衙，传令监押吴金德和朱桓，交郑士元和韩宜可审理，而后起驾前往中都。向定远县衙所有任职人员的询问中，有官员向郑士元检举，朱桓曾密令吴金德到庐州搞到一张盖有庐州府印信的空白文书，伪造一份增设税种、税额的通令；有衙役禀报吴金德以皇亲名义四处勒索，数额巨大，估计在五万贯以上；朱桓以为朱元璋修建行宫为名，从税收中贪污总计约十五万贯以上。另外，朱桓和吴金德均有强奸民女的恶迹。这时进京告状未果的张议也回到定远县，向郑士元递交呈状。

朱元璋由中都回到定远县，提审朱桓等人。朱六九在府中接到报告，马上命人备马，为了保住朱桓的性命，准备大闹公堂。朱元璋于县衙提审朱桓、吴金德等人。朱六九闻讯赶到县衙，被挡在门房不得入内。如此严厉的刑罚吓得朱桓浑身发抖，求朱元璋再饶他一次，情愿不再做官，回老家为朱元璋守护祖陵。朱元璋念及朱六九的亲情和恩情，不想处死朱桓，却碍于刑律不能主动说出饶过朱桓的话，是以在堂上责令将朱桓重打一百棍。朱桓不堪重刑，昏死过去。刑部侍郎唐铎上前求情。朱元璋虽不再行刑，却令人将朱桓绑到大堂的柱子上，要以箭射杀。射箭的武士知道朱元璋不愿处死朱桓，屡射不中。朱元璋离案，接过弓箭准备亲自射杀朱桓。唐铎等大臣急忙求请。朱元璋见此情景，遂传令将朱桓废为庶民，永不录用。郑士元从惩贪大局着想，不赞同对朱桓从轻处罚，冒死进谏“若皇亲国戚便法外施恩，则将失信于民，久而久之，法将不法”，结果激怒朱元璋，被判处斩首。韩宜可冒死进谏，结果被判和郑士元一同处死。太子朱标私自做主，救下郑、韩两人后，朱标后向朱元璋进言，认为不杀朱桓，实在难以向天下人交待。马皇后也进言，劝告朱元璋不要杀郑士元和韩宜可，以免阻塞视听。朱元璋最终决定判斩朱桓。朱六九求告朱元璋无果，当庭拿出刀来自杀身亡。

射箭的武士知道朱元璋不愿处死朱桓，屡射不中。朱元璋离案，接过弓箭准备亲自射杀朱桓。唐铎等大臣急忙求请。朱元璋见此情景，遂传令将朱桓废为庶民，永不录用。郑士元从惩贪大局着想，不赞同对朱桓从轻处罚，冒死进谏“若皇亲国戚便法外施恩，则将失信于民，久而久之，法将不法”，结果激怒朱元璋，被判处斩首。韩宜可冒死进谏，结果被判和郑士元一同处死。太子朱标私自做主，救下郑、韩两人后，朱标后向朱元璋进言，认为不杀朱桓，实在难以向天下人交待。马皇后也进言，劝告朱元璋不要杀郑士元和韩宜可，以免阻塞视听。朱元璋最终决定判斩朱桓。朱六九求告朱元璋无果，当庭拿出刀来自杀身亡。

在再一次审问黄杰民中，开济获得一个有价值的线索，那就是当时狱中知情人通过刘桂跟黄杰民索要八百贯钱，由此而知，这位神秘人并不是什么铁肩担道义之人，而是个贪图小钱之徒。于是开济放出话去：凡两日内有知情举报者，奖5000贯赏金，并允许私下密报。次日，果有一位叫胡林的人前来密报，而结果却令人愕然。胡林说薛强诈死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，目的是敲诈黄杰明的钱财。原来胡林就是那个狱中知情人，与大家设想的一样，是个贪财之徒，他打算去开济处密报，半路被早已跟踪他的马二李三抓住，在王希哲等人的严刑逼迫下，胡林答应改变供词。朱元璋闻此结果，迁怒于黄杰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来击鼓鸣冤，扰的朝廷上下不得安宁。黄杰民急迫中为自己辩解，认为此案有四大疑点，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，决定亲自对此案进行调查。朱元璋亲自视察大狱，听见一个老人呼叫将铐子松一点的祈求，于是将老人带出问话，原来这个叫王老六的老人是因为饿极了偷了一袋粮食被抓住，狱卒故意将他的铐子勒的紧紧的，想要松铐，家属就得拿出二十贯钱来。这已是这座监狱的“潜规则”，狱卒们通过这种手段敲诈犯人钱财。

朱元璋在问询过程中得知，老人以前隔壁就关押着薛强，前两天还听见他在隔壁走动的声音，没两天就听说病死了，监狱里的犯人都觉得蹊跷。朱元璋命人释放王老六，问开济作何感想，开济承认失察，表示若此案属实，他将与全体刑部官员一并等候处置。朱元璋为查明真相，决定开棺验尸，王希哲等人顿时慌了手脚，在开济的逼问下，王希哲吐露了真相，薛强确实没死，他和杨叔征一人收受了薛家一千两黄金，制造了这起诈死案。开济震怒，要将他们绳之于法。王希哲威胁开济，此事也会牵扯到开济，刑部发生的贪污受贿事件绝不止三四十起，难道开济都是不知情的？并列举了两个案子质问开济，此时，一向以清正廉明形象示人的开济也面色大变。杨叔征见事情败露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打算向皇上自首，被王希哲堵在门前，为安抚杨的情绪，王希哲出了个主意，将他们收受的贿赂一人拿出一半交到开济那里，开济要是收了，从此就和他们是栓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如若不收，再一起自首也不迟。开济爽快的收下了王希哲和杨叔征送来的黄金，此一时彼一时的态度让王、杨二人心生寒意，觉得此人心机深沉，难以琢磨，只待听天由命。朱元璋下令开棺验尸，在外地做生意的京城第一富商薛世明快马加鞭连夜往回赶。开棺一日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，有人想知道真相，有人怕揭示真相。就在开棺刹那，薛世明赶到，但他的阻拦也无济于事。开棺后，期待真相的人们都大跌眼镜，棺材中果有一具已然腐烂的青年男尸。

王希哲二人深觉侥幸，暗叹薛世明做事周详，事先寻了具男尸入殓。二人回想开济事发以来镇定的表情，怀疑开济恐怕早已与薛家暗度陈仓，当初他们上报薛强瘟病而死时，他就有故意不去查尸的嫌疑。事实上王希哲二人猜对了，开济与薛世明早有勾结，薛世明此次又孝敬了开济五千两白银，开济要求快速将薛强转移走，不得再生事端。开济一直伪装成清廉好官，一是为了在出事时撇清自己，二是为了更好的贪赃枉法。想透了这一点，王，杨二人深知他们根本不是开济的对手，也感觉危险更近在咫尺。一波未平，一浪又起。早朝时，又有人来击登闻鼓，状告的依然是薛强诈死一案，然后告状人不是黄杰明，而是一个名叫袁沛尧的仕绅。袁沛尧说不能因为棺木中有尸，便认定尸体就是薛强。如果薛强已死，可就在两个月前，他的妻子很可能又死于薛强之手。此言一出，朝中一片哗然，开济也微微变色。袁沛尧说他的妻子叫林玉珍，曾与薛强有过婚约，而后薛强犯案病死狱中，林玉珍经媒人撮合与袁沛尧结为夫妻，婚后二人感情甚笃。今年初他去外地办事，家中却出了大事。袁沛尧的父亲一夜听到媳妇房中有动静，前去查看，听到媳妇哭泣声还有一男子的说话声，待冲进去，一条黑影已破门而出，翻墙而走。第二天袁沛尧回家听闻此事，质问妻子，林玉珍流泪说来人是薛强，她是受了强迫。袁沛尧认为妻子故意用死人来欺骗自己，认定她与人通奸，又羞又辱的林玉珍投井自尽。此次朝廷下令开棺验尸，才令袁沛尧明白薛强可能确实未死，当时妻子有口难辩，唯有一死，袁沛尧悔恨难言。朱元璋命令开济继续追查此案，他语出双关，对臣子们晓以贪污枉法的利害，臣子们无不唯诺战兢。太子朱标认为薛强如果还活着的话，一定还藏在家中，建议让袁沛尧潜入薛世明家中，探查虚实。